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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我爸是我爸……】长平复旦大学讲演记录

2011-02-03 11:12:57 编辑 删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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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年末去复旦大学做了一场演讲。应朋友要求把网友整理的演讲记录贴出来。来自网络下载

 

 

这个记录是复旦新闻学院 @张志安 和网友 @长平官方粉丝团 及 @庄启旻 联合完成的。@庄启旻的博客上还有略有不同的记录版本 。大图摄影是洪坚鹏。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。

 

 

这些记录都未经我审定。对于流落到网络的文字,我无权审定也无意审定。通过微博直播的记录不等于现场说话,但是毫无疑问的是,这些精炼的记录比我现场的啰嗦演讲更好看。

 

 

这个叫 @长平官方粉丝团 的微博是在演讲当天出现的。我知道有个 @毛将军官方粉丝团,一直对毛将军的言行冷嘲热讽。但是,这些天的观察,让我对 @长平官方粉丝团 的善意和鼓励,唯有深深的感激之情。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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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爸是我爸,李刚是李刚”——时评、网络与媒体精神

 

 

长平复旦大学讲演记录

 

 

 

 

 

时间:2010年12月30日晚18:30-21:30

 

 

地点:复旦大学蔡冠深报告厅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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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录:【新浪微博】@长平官方粉丝团 @张志安

 

 

参考:现场PPT

 

 

整理:@长平官方粉丝团

 

 

摄影:@Neolv

 

 

 

 

 

感谢张志安老师,感谢复旦大学。按照演讲的俗套,讲者经常要找一些材料和听众套近乎,我也不想免俗,就想到了一些往事。贵校盛大百年校庆时,我也曾参与编辑某个宣传手册.很高兴接到任务,拿到材料一看,比较零碎,就赶紧策划选题、约稿。

 

 

但贵校的一些领导说:我们方方面面都要照顾到,这些零碎的东西也不能放弃,于是,我就改改标题……领导又说,要不你还是重点改改版式吧!后来又说:版式也得有规矩……总之,这事儿搞得很惭愧。

 

 

不过,那次参与编辑宣传手册,让我了解了复旦的百年光荣历史。好,套磁的话说完了,我的题目是时评、网络和媒体精神。

 

 

几乎所有媒体都有时评这个栏目,其实,我们平时吃饭闲谈的时候,也都是在搞时评。所以,我想先提个问题:时评是什么?或者时评的作用是什么,它是要干什么?

 

 

有些人这样问的时候,其实就预设了答案:时评没用,百无一用是书生。其实,这是一种偷懒的思维方式,答案可能没那么简单。有没有人愿意回答呢?好,我点名,第一个我点梁启超(观众笑)。

 

 

其实大家对梁启超的认识不一定那么充分。其实,他基本没什么可以传之不朽的学术著作,但在当时,乃至延续到现在,他的影响都少有人匹敌,但不是在学术方面。他真正的身份是一个时评家,他在各种报纸发评论,《万国公报》、《时务报》,等等,许多政论在社会上影响很大,他的学问,都体现在时评中。

 

 

梁启超说:“惟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,故于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,不暇沾沾词费也。”从他的这段话看,时评的作用就是促进社会改良。

 

 

第二位,我要点李普曼。他可能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时评作家,据称在美国250家报纸、20家杂志、25种语言发表过他的专栏文章。他说:“新闻像一束探照灯的光柱不停地移动,从黑暗中把事件逐个暴露出来。”

 

 

第三位,是储安平,他说自己主办的《观察》:“这个刊物确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,然而绝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。我们除大体上代表着一般自由思想分子,并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以外,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。”

 

 

中国(历史上)有大量的“失踪人口”,储安平也是其中之一。政府也再也没有兴趣调查失踪人口到哪里去了,他就作为“失踪人口”留在我们的史册上。

 

 

此外还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看法,这其实也是一种很重要的观点,“魏民岩”在2003年11月12日的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:《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以正确舆论引导人》,其中说:“结合新时期党的新闻工作实践,当前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,应该着重把握以下几条:一要坚持新闻的党性原则。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根本原则。必须坚持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,坚持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喉舌的性质,自觉宣传党的主张,积极推动党的思想理论和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。……”

 

 

“魏民岩”显然是笔名,是“是为人民代言”的意思,有时候,《求是》杂志呀,《人民日报》呀,会用这种笔名发一些评论,这种现象很有意思,大家有空研究一下。

 

 

所以,对时评的看法当中,包含着舆论政治、媒体思想乃至文化传统等等很多方面的不同选择。所以,现在就请一位当代知名时评家来讲一下(观众笑),讲得挺好的。(观众笑)(播放视频)

 

 

这是我在杭州的一次授奖活动上,因故缺席而录制的视频。第一次表达这个观点,则是在另外一个场合,2007年的《南方周末》年度媒体致敬活动上。这些年写时评拿过各种奖,但我最看重的还是这个年度传媒致敬,所以就在现场发表了感言,后来又写过文章。

 

 

昨晚“德国之声”打电话给我,问我这个南周年度致敬为什么没了。在中国,颁奖也是一种霸权,比如,我没拿过什么范长江奖,最高就是中国新闻奖二等奖,一等奖嘛,都知道基本会给谁。

 

 

所以像《南方周末》这种媒体有一种想法,就是在民间,将相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标准提出来,鼓励媒体人像“真正的”媒体人一样关注公正,社会建设,记录转型期的重大社会事件。这个奖一开始就有阻力,所以就没能叫“奖”,叫“致敬”,这其实也是一种尴尬。他们几次,至少两次,想向一个叫韩寒的上海人致敬,但都没能成功。南方都市报也有一个华语传媒大奖,不,不是奖,只能叫“大赏”。但到现在,《南方周末》已经不能再致敬了。

 

 

当年《南方周末》给我的“致敬理由”是:

 

 

“他宛如侠客一般游走在传统媒体与网络中间,他的评论涉及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社会诸多领域。在新闻事件中,他总能在众说纷纭中找出真问题所在,并将之说破,也总能把那些被故意混淆的概念厘清。他的评论距离‘正确的废话’更远。更值得一提的是,长平不仅是懂得评论技巧的人,其评论所体现的深厚人文情怀,亦令人印象深刻。读他的评论,能感到作者对普罗大众的感情、对个体自由的尊重和对普世价值的敬畏。

 

 

“长平也许不是一个高产的作者,但他一定是能给读者带来惊喜的人。”

 

 

那么我的时评观是:

 

 

“对我来说,时评与其说是一种写作,不如说是一种行动。如果说写小说是在书斋里码字,在名山大川中立碑,那么写时评就是在大街上呼号,在广场上呐喊。时评作为一种写作,远远不能和文学媲美,但是作为一种行动,我相信它的价值。”

 

 

我这个人,行动上拖拖拉拉,为了到上海来见大家,改了两次机票。所以,对我来说,时评是坚持行动的一种方法,自我交代的一种方法,写作的目的首先是解决我的个人政治问题。这看起来跟公众对我的评价不符,其实不矛盾,通过我的个人救赎,履行一定的社会责任。

 

 

但我很少有机会充分地阐述一下自己从事新闻和时评写作的动力。我们都受到相似的教育,我在上海生活了三年,有些时候,走在干净美丽的大街上,有一种冲动:我能为这个城市做些什么?在高楼林立之下,我很渺小,需要通过被需要以确立自己的价值。我甚至想把“我能为这个城市做什么”这句话写在一篇文章里,但后来我觉得这有问题。我们更该做的是看透钢筋水泥背后的秩序文化迷障,问一问,这个城市对我们有什么用?

 

 

政客总爱忽悠人,肯尼迪就说:“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,而是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。”

 

 

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2006年去世了,他曾经多次访问中国,他的理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资源之一,但,中国媒体人真正了解他的似乎并不多,在《资本主义与自由》一书中,他一开篇就尖锐批评肯尼迪的这句话:

 

 

“家长主义的‘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’意味着政府是保护者而公民是被保护者。这个观点和自由人对他自己的命运负责的信念不相一致。带有组织性的‘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’意味着政府是主人或神,而公民则为仆人或信徒。”

 

 

这是面值最大的一张日元钞票,上面的头像是日本明治时代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。他说过这样一句话:没有日本国家的历史,只有日本政府的历史。这又是什么意思?举个例子,前一段《南方都市报》发表了一篇评论:《爱国不等于爱朝廷》,就是这个意思。这篇文章其实是对梁启超一篇文章的重新阐释,又补充了一些对陈独秀文章的介绍。

 

 

梁启超说,中国之所以积弱,根源之一就在于国人不能正确区分国家与朝廷的概念,以致爱国心没有用在正确的地方。国家是什么?朝廷又是什么?“今夫国家者,全国人之公产也。朝廷者,一姓之私业也。国家之运祚甚长,而一姓之兴替甚短。国家之面积甚大,而一姓之位置甚微。”

 

 

陈独秀在《我们究竟应不应当爱国》里说:“若有人问: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?我们便大声答道:……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,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。”

 

 

如果梁启超活到现在,恐怕他还是会认为很多人没有分清国家和朝廷。另外一个学者说过,我们说的国家至少包含四个英文单词:State;Country;Land;Nation。现在似乎比以前更含糊,经常有人问:“这国家把你养这么大,你怎么能骂国家?”其实他前一个“国家”说的是土地、民族,后一个国家说的是政府,这是一个话语圈套。

 

 

说到话语圈套,还有人总是这样问:你是精英的还是大众的,你是理性的还是建设性的,中国应该管松点好还是管紧点好……对这类问题我基本都拒绝回答,这是语言圈套。我们需要换一种思想,一种语言,去思考和表达,走出这种问题。

 

 

但其实我们很难跳出这种圈套,我们受的就是这种教育,媒体还在不断重复,比如CCTV,它有一个纪录片叫《大国崛起》,它就是上述我批评的那种国家观念,而且忽略了很多历史事实。后来我遇到编导任学安,他很诚恳地对我的批评表示感谢。可见和央视还是有很多对话空间的,可惜不体现在节目里。

 

 

我的批评文章标题叫《大国崛起不如个人独立》,发表时编辑改成:《只有个人独立才能大国崛起》,这很有意思:两句话不一样,他还是把大国崛起当目的,这是很多人能接受的说法。

 

 

我们有一整套国家主义、集体主义的教育在后面,这对我们对我们的思想,是一种笼罩,即使不是控制。我们要跳出来。而且我很想说,从理论上,这或许会导致极权。

 

 

这种笼罩会影响到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。也许有时我们意识不到它,却受到它的影响,比如复旦学生登黄山遇险,求救以后发生了悲剧,很多媒体报道,复旦学生也有很多反思。于是就有这样一种观点:要加强管理。对啊,学生怎么能乱跑,给警察添麻烦。“加强管理”,出了任何事情,都会有这种“正确”的反应。加强管理,是不是就等于设限,甚至不准?

 

 

这是很奇怪的,比如一个学生,想加入社团练书法,难道不批准就不能练书法?对学生社团根本不应该提这种要求,但大家都习以为常。学生可能有风险意识不够等等问题,这恰好是成长过程中管理太多的原因。

 

 

如果一个人有独立意识,有独立判断、独立承担风险和责任的能力——当然是相对的,也可以向大姨夫二姨夫求助,那么他可能自己选择不去登黄山,跟“加强管理”以后是同样的结果,但这是两套思路,两套治理和教育方法。

 

 

所以,高校应该摈弃这种陈腐而且不知所云的语言。我喜欢的是什么词呢,独立。上海有翟明磊办了个网络报纸叫《壹报》,我说我办的话就办《独报》,有报天、天、独。独这个字,是非常重要的。

 

 

在媒体中能做到独立而不迎合任何一方,是非常不容易的,那么大家猜到了我最喜欢的杂志是什么?《独唱团》。

 

 

我对《独唱团》的命运非常遗憾,且不说他的内容,难得媒体名字里有个“独”字,就这么没了。另一个遗憾的原因是我的稿子还没发,稿费还挺高。(观众笑)

 

 

我喜欢“独”字,所以要给《独唱团》写稿,但比较懒。我拖,他们又要送审,最终没发成。他们被禁了,我倒来劲了,文章没发,但也要秀一下。我写的是个小说。(展示截屏)

 

 

这是个串烧故事,和笑话有关。要不要我给大家讲一个笑话?这是一个色情笑话,需要了解一点历史背景。在我成长的年代中,各家里都有很多领袖像,风景山水,但衬的不是美女,是领袖,毛主席在井冈山啦,毛主席去安源啦。有兴趣的人可以研究一下,这是要传递什么信息呢?很有意思,所有的领袖,都喜欢干这种摆个姿势照像的事,被国会管得多的领袖干得少点,国会管得少甚至不管的,就干很多这种事,画像到处都是。

 

 

有那么一天,波兰文化部长就找了个画家,让他画个《勃列日涅夫同志在波兰》,画家说好。过一段时间部长来看画了:只见画面里是一个房间,窗外不风景,房间里一张床,床上一对裸体的男女。部长大怒:“这女人是谁?”画家回答:“勃列日涅夫同志的夫人”。“这男人是谁?”“勃列日涅夫同志的司机”。“勃列日涅夫在哪?!”“勃列日涅夫同志在波兰。”(观众大笑)

 

 

当然这是一个解构,所有的政治笑话都是这样;但也是一种发泄,甚至一种严肃的表达。我要通过这个故事,过渡到我的主题:网络。在网络时代,这叫恶搞,但恶搞这个词本身特别恶,也是一个圈套。

 

 

其实历史上从来都有恶搞,四大名著似乎三个都是恶搞,现在要拍电视剧,大家就说:“不许恶搞名著!”不知名著就是恶搞出来的。崔健明后天要在北京搞演唱会,他的成名曲《新长征路上的摇滚》,就是恶搞,只是当时没这词,把这词往他身上一搁,他就搞不成了。

 

 

只是网络时代恶搞现象更突出,更容易,得给它一个说法,这个说法就被“恶搞”这个词给占了。网络的成就之一,其实就是恶搞丛生。庄子说:“以天下为沉浊,不可与庄语”,穆勒说:“专制使人变得冷嘲。”我对恶搞的定义,是弱者的武器,这句话来自美国学者James C.Scott对东南亚农民生存及反抗的研究。

 

 

这位学者说,对马来西亚农民的反抗,有精英式叙述:起义呀,反抗呀。可这是精英话语,其实民众在起义中是被忽悠的。“枪在手、跟我走”,像《让子弹飞》里说的那样,民众就被忽悠了。其实民众有另外的反抗形式,比如偷懒呀,撒谎呀,搞破坏呀,去对付那些权贵,讨回自己的一点点利益。

 

 

喝咖啡的周立波先生前一阵在微博上惹了点事,他说:“网络是一个泄‘私粪’的地方,当‘私粪’达到一定量的时候,就会变成‘公粪’,那么,网络也就是实际意义上的公共厕所!”他的本意是让政府不要太在意网民,太在意就是“自宫”了。

 

 

周立波不知道政府就该在一定程度上“自宫”,雄性荷尔蒙太强的政府不是现代政府。他另外说的一句我倒在字面上同意,在网上骂人的人,很多其实是现实中的“可怜虫”,(因为“可怜虫”们需要表达的权利!)

 

 

林兆华曾导演过一个话剧《厕所》,开场就是一排人蹲在厕所里,边排泄边聊天。观众很快就明白了,厕所就是当时的公共茶馆,也相当于现在的微博。

 

 

说到厕所,这里有一个照片(播放照片),前一段时间我们访问台湾时走访了一个店,以前曾是“革命者”们常去聚会的店,它的厕所墙壁上,写满了各种各样的话。

 

 

我不知道现在的大学如何,以前的大学,课桌上写的是情书,厕所里写的是粗口和色情,当然现在厕所越来越高级,不容易写上去了。在我住的小区里,以前厕所墙上写的是小姐的电话,现在,是同志的电话。(观众笑)

 

 

现在,台湾人或许不用在厕所里写这些了,即使写也是行为艺术,但当时,那是一种压抑的需要。如果现在大学里也不再有这些,那么跑哪里去了呢?也许很大程度跑到网络上去了。周立波呢,现象说对了,评价是坏的。有一天也许也不在微博里了,去别的地方了,社会要给厕所政治一条出路。

 

 

“我爸是李刚”,这一句话引发了对“李刚门”的围观,我认识几个叫“李铁”的人,很后悔,“恨铁不成钢”。(观众笑)回顾这几年,很多人开始把自己和“李刚”,也就是不正当的权势区分开来。“我爸是我爸,李刚是李刚”,不是对命运的抱憾,而是对自己的骄傲,假装羡慕,其实是调侃、嘲讽和切割。

 

 

以前我们在电影里经常看到这种场面:一个人临死前,挣扎着说:“把我的全部存款,二百五块,都交党费吧!”或许有一天,会有人在这种时候对孩子说:“孩子,你爸是你爸,李刚是李刚,你爸是清白地。”

 

 

对2010这一年,该怎样总结?我们知道媒体都爱做年度终结,但有些现在觉得很难做了,原因之一是有的故事很悲惨,有人说本来以为去年唐福珍自焚事件已经是句号了,没想到今年还有更惨的。

 

 

但2010年也有另外一条线索,从1月GOOGLE宣布退出中国,到12月诺贝尔和平奖,这条线索显示了与某种强大权势切割的努力。

 

 

这么多年,教育让我们相信邱吉尔的话:“没有永远的敌人,也没有永远的朋友,”这句话把利益绝对正当化了,让我们相信企业眼里只有利益,而且可以不择手段。

 

 

所以很多人到现在都不相信GOOGLE 的选择与正义有关,而宁愿相信它是商业失败者,是要以体面的方式退出市场。所以,最重要并不是GOOGLE怎么选择,而是我们对这个事件的看法。也有一些人在1月的寒冷中到GOOGLE的办公室,献花、高唱《草泥马之歌》,这就是切割线的开始。

 

 

百度从GOOGLE退出中得到好处,不管它的道义怎样,但能挣钱,它的股票价在纳斯达克节节攀高。新浪微博的繁盛也是2010年另一面的表现之一,这既见证了新浪这样一个商业公司对中国网络环境的适应,也它见证了个体网民对话语平台的如饥似渴。

 

 

就微博来说,很多人在上面喊的仍然是极权的口号,但如果那不是被控制的,就也有意义,社会是多元的,都应该有发声的平台,不需要所有人都主张自由主义和民主,关键只在那是否他自己的声音。

 

 

比如宜黄@钟如九,她就在微博发消息,当然也有一些官员,像@伍皓,不管他是在那里秀也好,说真话也好、说假话也好,都是很值得观察的现象。

 

 

富士康的系列跳楼事件是很悲惨的,但就在不远处,今年5月,佛山本田汽车零件厂的工人罢工了,这很重要。

 

 

在改革开放之前,农民把自己的收成交给国家和城市,改革开放之后,他们直接把肉身送到城市。他们的孩子在城市长大,却只能被称为“新生代农民工”。5月,这些农民工在佛山发出了自己的声音。以往,我们听到的总是只有政府和少数专家、精英的声音,而佛山罢工事件,让这些所谓新生代农民工,作为要求公民权利的个体出现在历史的现场,虽然有些随后的罢工没有成功。在“有关方面”看来他们可能是不安定因素,其实,他们是向上生长的力量,如果他们的声音被压制,就可能会发生一些冲破底线的事件。

 

 

上海静安大火被大书特书,那么多民众自发去献花,在媒体看来,这是在开始走向公民社会,我看也是为菊花正名,“满城尽带黄金甲”,那诗大家都知道,在其中菊花是暴力反抗的体现,而在上海,菊花是默默的、有力的、深情的……表达。

 

 

我不想说历史到了关口,但2010确实是重要的。此外,我们也一直在倾听,而且希望能听到更多声音,包括总理的声音,从3月的要让人民有尊严,到后来的政治改革……

 

 

当然,“我爸”和“李刚”之争是不是从今年开始的,所以我用去年的年度网络关键词来结束我的讲演:不要被代表!以上讲的一共是两点:一个是“个人”,对个人权利的关注,一个是“底层”,对底层政治的关注。谢谢!

 

 

以下请讨论,大家给点面子,提几个问题。(观众笑)

 

 

(听众提问均略)

 

 

“李刚门”发展到现在,越来越证明,他爸就是李刚。当然对车祸现场发生了什么,我并不知道。这两天又有一个类似的事件——钱运会死亡事件,当然(谋杀论)也可能是谣言,不过谣言也是政治——为什么会出现谣言呢?

 

 

其实事件本身很可能是简单的,如果信息被屏蔽了,那就会变得复杂。至于真相,什么是真相,还真是一个问题。出于各种各样的心态,人们会相信自己感受到的真相,这种相信是真诚的,那么,他感受到的真相,或许就是真相。

 

 

我刚才说到,时评要坚持自己的想法。时评现在也是一门“显学”了,各种各样的作者都有。要排除掉诱惑:钱的、权的、精英的……很不容易,我也没有完全做到。

 

 

我有些时候也尽量写自己的亲见亲为,但另一方面,不可能所有事都自己看到。有些人认为新闻就得马上、立竿见影,但我脑子比较慢,所以会用一些时间去核实,但也有用错材料的时候。

 

 

新闻专业主义的态度,和“文以载道”是有区别的。

 

 

怎么报道惨案和灾害的伦理伦理要求,或许也是一个话语圈套,确实有这方面的媒体伦理,比如不应该期待不幸、不应该幸灾乐祸,但是,如果有人说,你报道灾难就会造成伤害,(这未必是真的。)起码我从没看到有灾民投诉媒体。

 

 

王家岭矿难和静安大火,都有声称说死者家属不愿公布姓名,这很奇怪。空难后第一时间公布死者姓名,这都已经是惯例了,从没见过家属抗议。说家属那么在乎死者的姓名被公布,我还真不相信,因为他们的很多权益,都是借助媒体公布才争到的。

 

 

(那么媒体是否应该报道救灾款的挪用滥用问题,这样可能会影响人们的捐款积极性?)

 

 

部分民众不捐助,不可能也不应该影响救灾,那是政府的责任,何况政府根本就不缺钱,我们救灾的财政投入可能远远没有被贪污滥用的多。当然绝不是说我们不应该捐助,这是公民社会的基础之一,公民也应该有表达爱心的渠道,但如果一纸命令强收捐助,那实际等于交税了。

 

 

有些媒体天天说要征税以压低房价,我觉得很奇怪,首先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,其次,政府“半夜鸡叫”就征税,太奇怪了,看看国外为增点税要争论多久。总之,有人不捐不应该影响救灾,其次,若捐款被挪用,当然公众有权知道。

 

 

(关于“好总理”)

 

 

“人民的好总理”,这似乎是一个想象。我提醒一个事实:1949年以来,几乎我们每的一届总理都是“好总理”。这是对中国传统的明君、贤相、良臣期待的延续,没有明君就期待贤相,没有贤相就期待良臣。我们在想象“好总理”的时候,都想象他和一把手不一样。

 

 

对周总理,我们会说,他在“文革”中是想保护那些老干部的,但做不到,所以很痛苦;对温总理,我们又会说,他是想改革的,但做不到,所以也很痛苦。这或许是真的,但更有可能是想象。如果基于现代政治的要求,可能有另外的看法:总理是说了应该让人民有尊严,可事实是有那么多人还没有尊严,对这么多社会问题的存在,领导者应该承担责任。

 

 

所以,要转向公民社会,(而不是期待贤相。)访问台湾时,我了解到非常重要的经验是,上世纪80年代的社会运动,为社会转型提供了很好的基础。

 

 

“不被代表”不是操作层面的,而是表达层面的。在选举政治中,我们其实逃不脱被代表的命运,除非你当议员、代表别人去竞选。可思考的应该是:我们该如何被代表?

 

 

我说的网络政治和技术手段关系不大,技术手段,那些神马都是浮云,都会过去的,以前写在羊皮纸上,现在写在网络上,其实差不多的,是要表达。所以,与其问网络该怎么样,不如问我们的表达机制应该如何才能更好。

 

 

当然,我觉得微博很重要,其实博客时代就已经开始了,不过写博客还不太容易,那似乎是写文章,要正襟危坐,不是一般人能写得了的。微博似乎更接近(公共)讨论的本质:坐在大槐树下聊天,谁都可以发言,不太被精英控制。

 

 

我有很艰难的时候,也有很绝望的时候,但我不想说媒体的前途有希望还是没希望,不会让你有希望就做,没希望就跑。我们要在绝望中寻找希望,在悲观中乐观,在无力中前行。

 

 

我们是可悲的一代,在被洗脑和重新自我洗脑的过程中,浪费了很多时间。如果能更早想明白,那当然更好,所以对现在的孩子来说……教育不应该是灌输,而是培养能力,相信复旦大学很多老师在做这样的工作,不只是动手的能力,还有思考的能力。

 

 

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还好点,都是一种学习的心态,当然也有问题:“崇洋媚外”,对“西方”的强烈抵抗心态,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,当然也是对全球化的反弹。

 

 

我不追求短期目标,虽然有这种目标的人更容易成功。

 

 

(关于在网上回复提问和写作的真诚)

 

 

我尽量回复网友的问题,但时间有限,而且很多问题我已经在文章里谈了。至于说有人写文章不真诚,社会上总有不真诚,不要苛求别人,首先自己要有识别能力,而且,自己写作的时候,要真诚,与其苛求他人,不如自己成长

 

 

语言是存在的家园,你见到的一切都可以还原成语言,所以,正因如此,我们要对语言警醒,要尽量避免拾人牙慧,避免被别人通过语言控制。

 

 

以前我做媒体的时候,也讨论过“三个代表”这样的话题,一边在里面塞些自己的东西。但现在,我更认为,要说自己的话。比如《南方周末》,它的语言就不一样,形式就是内容。

 

 

我是尽量避免使用“别人的”语言,特别是有圈套的语言。在回答某些问题前,我先会想,这些语言背后有什么。好了,现在该男生提问了。(观众笑)

 

 

文章让人不能读懂,这是写文章的人的问题,所以我尽量写得明白。当然首先是要想明白,自己不明白当然不能让别人明白。如果说明白了还是挨骂,那没办法,只能说很遗憾。我的博客www.changp.com现在被屏蔽了,以前我一发博客,就有人来骂,太勤奋了。所以永远都有讨厌你的人,这没办法。

 

 

真正可恶的是另外一些人,被组织来、拿钱骂人的那种。我不和这些人讨论,当然他们也不会真讨论。为什么要建设政治,就是要讲规矩,不能搞黑社会、特务政治。有人还公开宣传培训了多少网评员,真是不知耻。

 

 

所以关键不是你的观点对错,而是你的程序、你的行为正当否。一个言论的自由市场上,不应该有人欺行霸市。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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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博主

长平 

专栏作家。曾任《南方周末》新闻部主任,《南都周刊》副总编辑,现为南都传播研究院首席研究员,华东政法大学兼职教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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